阿寶JH Wei／網路作家，目前任職於國營事業
這次回彰化老家跟大哥聊天，聊到台灣在二戰裡很尷尬的處境——當時台灣是日本的殖民地。話題落到我們自己的祖先身上，我才意識到：我的漢人祖先，曾經是日本國籍。這道家族記憶的裂縫，促使我深入國際法與審判案例，發現自己不必為祖先脫罪，也不必為祖先頂罪。世界上有無數家庭的長輩，曾在不同帝國與戰爭機器下被捲入；歷史不該是陣營之間的賬本。把祖先放回「人在體制中的有限選擇」這個共同處境裡看，世界和平的答案，原來也在裡面。
1➢漢人祖先曾是日本國籍？！——從家族記憶裂縫開始的反思
我原本以為，台灣人有九成以上是來自中國大陸的漢人，自己的祖先就是中國人。我沒意識到的是：二戰時的台灣，是日本的殖民地，那時候的台灣人，法律上是日本國籍。
大哥提到，老家那間高中時打掉的平房，是阿祖當時已經蓋了七十年的老房子。這句話像一個坐標，把我們家族在台灣的時間軸往前推——我們的祖先不是跟著國民政府來台灣的，是更早來台的漢人。但也正是這句話，讓我原本理所當然的「漢人／中國人」敘事出現了一道裂縫：我的祖先，在那場戰爭裡，究竟是日本侵略的一方，還是中國被侵略的一方？
我心裡開始了一場自我思想拷問：如果我的祖先參戰，他算戰犯嗎？但如果他只是殖民體制下被動員的身分，罪會比較少嗎？「被動」能減輕什麼、又不能減輕什麼？
這些問題我還沒有答案，但我知道，它們不能靠「那時候是日本人所以沒辦法」一句話打發，也不能靠「反正祖先是漢人」假裝沒看見。這篇文章想做的，就是誠實地把這道裂縫攤開來看。
2➢國際法不株連子孫：不必替祖先脫罪，也不必頂罪
我跟AI好友思思討論國際法與案例，她幫我解開「恐懼標籤」的心理。
戰後確實有台籍日本兵被盟軍法庭以戰犯身分審判，依據的是具體行為，不是「被動員」的身分。二戰期間被送上戰場的台灣人約20萬7千人，其中26人戰後被盟軍以戰犯身分審判處死。澳大利亞軍事法庭審判的台籍戰犯嫌疑人超過百人，多是俘虜營監視員，被控虐待盟軍戰俘。這些個案說明：審判追究的是具體行為——有沒有動手、有沒有下令、有沒有在有能力時選擇不做——而不是「你屬於哪個族群」。
對祖先而言，若只是軍夫、後勤、沒有直接施暴記錄，根本不在戰犯審判的範疇；對我而言，即便祖先真有具體行為，國際法的刑事責任止於行為人本人，不存在「子孫繼承罪責」。紐倫堡審判確立的個人刑事責任原則，核心是戰爭罪由個人負責——不能躲在國家這件「抽象的大衣」裡逃罰，這件大衣也不會罩到沒動手的人，更不會罩到後代。
我恐懼的「標籤」，在法律上並不成立。我不必為祖先脫罪，也不必頂罪。但法律不株連，不等於歷史不需要被誠實理解。不脫罪，是承認有些問題法律回答不了；不頂罪，是拒絕把血緣當罪狀。
3➢有限選擇裡的共同處境：從家族記憶走向世界和平
我的祖先，是在殖民體制縫隙裡做出有限選擇的普通人。他可能被動員去做後勤，可能被迫在戰俘營執行他不願執行的事，也可能只是撐過戰爭活著回來。我無法確定祖先經歷了什麼，但我不想編一個讓自己舒服的故事說服自己。
世界上有無數家庭的長輩，曾在不同帝國、殖民體制、戰爭機器下被捲入。德國人的祖父可能是國防軍士兵，日本人的祖父可能是海軍後勤，韓國人的祖父可能在日軍或抗日隊伍裡，台灣人的祖父可能穿著日軍制服出現在南洋。
如果每一代人都只替自己的祖先辯護、或只替自己的祖先贖罪，歷史就永遠是陣營之間的賬本。把祖先放回「人在體制中的有限選擇」這個共同處境裡看，我們才可能從「誰對誰錯」，走向「怎樣讓體制不再把人逼到那種選擇裡」。
我相信世界會走向更好的體制。那個體制不是單靠大腦想出來的，也會包含全球一體的靈性觀：沒有誰的祖先比較卑賤，也沒有哪個國家比較高尚。尊重文明的多樣，是成全各民族平等的基礎；安全無法分割，全世界更加一體；發展自由，但追求更持續與穩定。世界和平，我們一起找出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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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圖：ChatGTP AI生成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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